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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的认识贡献

发布日期:2024-02-08 作者:李国泉 点击:[]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些重要论述集中探讨和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在核心要义上主要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精神实质的重要论述;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影响力的重要论述;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论述;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的重要论述;第五,关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重要论述;第六,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重要论述;第七,关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的重要论述。这七个方面可以简要概括为科学内涵论、思想伟力论、指导地位论、信仰坐标论、守正创新论、理论武装论、学术自觉论。其中,科学内涵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和本质特征,而思想伟力论、指导地位论、信仰坐标论分别从对人类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这四论共同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参照;守正创新论、理论武装论、学术自觉论分别从发展、运用、研究三个维度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论依据。深入探讨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的新内涵新贡献,不仅具有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为新时代新征程正确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思想指南。

一、科学内涵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阐释道:“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作为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这一判断,既从外延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又在内在逻辑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性。一个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越庞大,我们就越有必要阐明其精神实质。所谓精神实质,指的是理论体系的精髓要义和本质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过系统概括,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和列宁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概括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为题,进行了多次集体学习。这一系列集体学习的主题和内容,体现了对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构性认识的坚持。习近平也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论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贯认识,又进一步凸显了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整体的科学理论的根本意义。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把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内容,并以此为出发点深化和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论”的认识。其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本质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概括。主要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源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造性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其宏大体系归根到底可归结为“为人类求解放”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能够不断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二是从结构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习近平进一步拓展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分法”,首次从9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构体系进行界定,明确将其归纳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习近平的这一理论概括,其逻辑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新的结构框架: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为根本统领,以坚守人民立场思想为价值主脉,在核心结构上展开为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往、政党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基本要义。

二、思想伟力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思想就是力量,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中持续彰显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习近平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对此作出评价:“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形态,从根本上影响了世界历史走向。“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主要是对其真理威力的价值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来源于其理论体系的合规律性,特别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揭示,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本质又进一步奠定了其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明势定向的可能性。“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对其真理威力的事实评价。从19世纪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广泛建立,到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在实证层面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习近平强调:“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在历史大潮中,这一科学理论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快速赶上了现代化的时代,指导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和伟大成就。习近平的认识贡献,一方面在于强调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正确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没有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自信自立自强,我们就不可能把握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前途的历史主动;另一方面在于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在中国大地上彰显的思想伟力,具有标志性的世界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崭新形象”。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在人类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证明,那么,它在现时代是否还具有足够的生命力、解释力?事实上,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进步、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局,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向的研判,也没有改变它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事实。这一论断的得出,建立在对时代观的科学判断和创造性阐释之上,而后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新的贡献。在当今时代,尽管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发生质的改变。“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确切地说,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偏离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为逻辑根据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关于“两个必然”论断已经过时了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正如习近平所言,“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三、指导地位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政党的精神旗帜。马克思主义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实现自由与解放的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天然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旗帜,而且这种选择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在同样的意义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习近平还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这意味着,作为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这一指导思想对于立党立国具有本源性意义,是党兴国兴的参天大树之根基,是把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对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鲜明贡献之一,是首次明确概括和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一论述得到进一步深化。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能”从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行”。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指引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我们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把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行”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在百余年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特殊化实践化的产物,也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艰辛探索中得来的。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实现强国富民的历史性贡献,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最有力的例证。总之,只有在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大历史纵深中,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逻辑中,才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它何以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习近平对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置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定位中加以审视。“极端重要”意味着其关乎政权的稳定。他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种底线思维的自觉确立,一方面,得益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刻教训的历史清醒。苏共因为放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会走向歧途,最终土崩瓦解、亡党亡国。另一方面,是基于因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现实境遇而产生的紧迫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国内一些错误观点的滋长,意识形态领域争夺影响力的斗争状况复杂。一元主导和多元共存构成新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避免受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

四、信仰坐标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政治力量追求特殊利益之局限性,重要根源在于这一政党具有共同理想信念的精神基因。习近平把理想信念的分量看得很重,他说:“我一直强调,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不要语焉不详,不要吞吞吐吐,而是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讲。共产党一旦丢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那就同其他政党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体现共产党的内在禀赋和鲜明特质的理想信念?

理解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内涵,首要的是厘清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如果说理想信念的本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其实质就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笃定与坚守,而现实追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要深刻理解两者关系,需要明确一点,即科学理论既是信仰本身,更构成信仰得以存在的思想条件。没有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就没有理想信念的坚定。习近平深刻指出:“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他还强调:“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对领导干部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掌握得越牢靠,政治站位就越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越强,观察时势、谋划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就越主动。”这两段论述共同阐述了理论自觉与信仰自信的逻辑关系,强调理论清醒构成政治坚定的前提和基础,体现了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坐标论”的一大特色。其背后的深意在于: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奠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奠基于对历史规律和未来社会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奠基于对人民至上崇高价值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则可以说,持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者说到底是世界观、历史观出了大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

习近平多次引用“革命理想高于天”来阐释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他对理想信念问题的思想贡献还体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缺钙论”。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一个深刻道理:作为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理想信念是制约是非观、利益观、事业观的“总开关”,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之基、精神之源,是其抵御各种诱惑的根源性因素。从“信仰坐标”的角度升华对理想信念地位的认识,契合了承平时期管党治党、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迫切需要。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战场上英勇奋斗、冲锋陷阵,危难时不惜牺牲、从容就义,靠的就是一种共同的信仰信念。如今,我们早已远离枪林弹雨的险境,承平已久,反而容易患上精神缺钙的“软骨病”。习近平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恰恰是“因为一段时间里,受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影响,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只讲功利不讲理想、只讲私欲不讲信仰了”。今天,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在继续,在这种背景下,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唱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其现实检验标准主要是看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度、对工作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而检验的时间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

五、守正创新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墨守成规、思想僵化,也不能走向实用主义的误区,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态度。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守正”是对一般性原理的坚守,而“创新”则是要结合历史条件推进这些原理的实际发展和运用。坚持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坚持创新才能把握和引领时代。可以说,不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守正创新”范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之一,明确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基本原则。关于这一原则,习近平在《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一文中已作过阐发:“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守正创新论把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

 “两个结合”构成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根本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两个结合”的内涵和要义作了系统阐释,这是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之一。在河南安阳考察时,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如果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规定性,那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在于厚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两者共同支撑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通过建构“实践标准”的话语体系,更多强调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结合。在强调文化自信和民族主体意识的背景下,习近平鲜明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要原创性观点。“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的存在,主要在于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鲜明文化特性的自觉把握,更是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科学解答。反思中华文明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关系、思考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及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习近平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更加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和资源,强调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构建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继续破解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新时代的答案。这就是:“‘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本土化”具体到我国就是“中国化”,它与“时代化”是时空条件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一体两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一是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二是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习近平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这一崭新命题,并强调:“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矢”,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的”,而要把握两者的深刻联系,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三是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这是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要重点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研究深、阐释透”。四是彰显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倘若说置身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变革之中,使我们更有能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华民族的原创性贡献,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发展创造了时代机遇和实践条件。

六、理论武装论:“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

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是党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整风、整党,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全面整党以及“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我们党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组织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这些活动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主责主业,旗帜鲜明地坚持“以思想教育打头”。当然,我们党讲“理论武装”,其对象并不局限于党员群体,而是要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有人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化时代化”而不强调“大众化”,这是不准确的。其实,习近平非常重视理论普及工作,鲜明强调传播好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通俗化,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从来都是同步的,“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经了1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这一历程,我们也推动全党学习了10年,取得了明显成效”。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贡献,是从“理论创新”的高度论证“理论武装”的必然性与动态性,提出“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的新论断。习近平指出:“党的创新理论在不断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重大观点,党的二十大以来在阐述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特别是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方面的学习贯彻才刚刚开始。”正确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要重点把握两点。一是注意把握科学体系,避免碎片化、片面性的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其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对待这一思想的正确态度是,既要系统把握“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内容,又要将这一主要内容和其中的具体观点论断置于科学体系的整体框架中来认识。二是注意把握精髓要义。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对这6条,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从而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加强理论武装,必须树立正确的学风。习近平的贡献,还体现在其借用王国维的诗词描述了理论学习的“三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对理想信念的笃信是提升学习自觉的前提,而内生驱动型学习又有利于巩固信仰。“其次,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升是铢积寸累的结果,既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又要及时跟进学、融会贯通学,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大本大源。“党中央作出新的决策部署、出台新的文件,都要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养成读人民日报时政报道和重要评论、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读《求是》杂志的习惯。”“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学习不能仅停留在记住一些概念和提法,只有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坚持学思用贯通的学风,才能把科学理论转化为物质性力量。

七、学术自觉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论思维的集中体现,从大历史观来看,其对于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时代需要来看,它同样具有显要的战略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迫切需要进一步彰显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为此,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深入阐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命题及其本质内涵。2022年4月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习近平首次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课题。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是理直气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理直”彰显的是理论背后的真理力量,而“气壮”则表明我们对待理论的一种旗帜鲜明的态度。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历史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奠定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底色,决定了其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习近平这一新的认识背后彰显的高度理论自觉,既建立在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关系的准确把握之上,也来源于对两者关系现状的清醒认识。总的来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能够广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学术失语”状况。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某些研究者不懂不信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关,也与有的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错误倾向有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关系,是习近平的重要认识贡献。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是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主体资源的“三大体系”。这一认识具有充分的根据。从必要性来看,这是因为不存在完全价值中立的思想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从可能性来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说教,而是有基于人民立场的深刻学理性,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正确指导。推动学科体系建设,首先要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这一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在外延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包括中共党史党建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群。而学科体系又构成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有了坚实的学科支撑,才能推动形成学术共同体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形成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好宣传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可以说,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最根本的是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把握和利用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和文化形态。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资源,也是其生长和发展的最大增量。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主体性阐释、原创性研究,在把握客观规律中不断提炼新经验和建构新理论,就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辛向阳:《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3期。

 [3]田心铭:《略论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

 [4]周向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

 [5]曹富雄、郭淑兰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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